少年犯中的宗教信仰、犯罪和吸毒问题

Sung Joon Jang是犯罪学的研究教授，也是贝勒大学宗教研究所亲社会行为计划的共同主任。他的研究集中在宗教对犯罪的影响和停止以及基于信仰的方案对囚犯的改造效果。在这里，我们更仔细地看一看张博士的研究，该研究表明，经历宗教信仰快速增长的个人，预计会表现出犯罪/吸毒的快速减少（即停止）或缓慢增加（即减速）。

对宗教的纵向和横向研究表明，宗教参与或宗教狂热倾向于与犯罪和吸毒呈负相关;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宗教信仰越虔诚，他犯罪和吸毒的可能性就越小。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宗教研究所(Institute for Studies of Religion)犯罪学研究教授、亲社会行为项目联席主任张成俊(Sung Joon Jang，音)博士对罪犯的人种学描述很感兴趣，这些描述表明，宗教，尤其是宗教皈依，有助于终止和减少犯罪活动，因为犯罪者的身份转换。现有的研究表明，那些用宗教取代旧身份的罪犯往往会在他们的生活中找到新的意义，以及来自同宗教人士的社会支持。这种源自宗教的内在变化和新身份标志着一种非犯罪、亲社会生活的开始。为了研究其他类型的内部变化可归因于罪犯的宗教信仰，张博士利用美国青少年罪犯的纵向数据进行了自己的研究，跟踪调查了10多年。

新方法：宗教信仰和犯罪/吸毒的变化率
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一时间点宗教信仰水平与犯罪和吸毒水平的关系或两个时间点之间犯罪和吸毒水平的变化。例如，这意味着研究通常会检查在第一次时宗教信仰程度高的个人在第一次时的犯罪率是否较低，或者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间犯罪率是否有所下降。

张博士的研究借鉴了先前的研究成果，并将重点放在两个以上时间点的宗教信仰和犯罪/吸毒率的变化上。此外，张博士的研究考察了四个心理社会变量的变化率，这四个变量用于衡量内部变化，以便深入了解宗教信仰与犯罪和吸毒的关系：道德疏离、法律犬儒主义、冲动控制和抑制攻击。尽管前两个变量与犯罪和吸毒的解释相关，但很少进行测试，而其他变量则是自我控制的衡量标准。这些心理社会变量被期望调解宗教性-犯罪/吸毒关系（即解释宗教性对犯罪/吸毒的影响），因为宗教性可能与道德疏离和法律玩世不恭负相关，与冲动控制和抑制攻击正相关，而前者（道德疏离和法律玩世不恭）和后者（冲动控制和抑制攻击）可能分别与犯罪/吸毒有关。

宗教信仰[增强]了冲动控制和对侵略行为的抑制[减少]了道德上的脱离和法律上的玩世不恭，从而导致犯罪和吸毒的减少。

总而言之，Jang博士假设，经历过宗教信仰快速增长的个人，预计会出现犯罪/毒品使用的快速减少(即停止)或犯罪和毒品使用的缓慢增加(即减速)。这种反比关系可以部分解释为宗教信仰的快速增加导致道德脱离和法律玩忽职守的快速减少或缓慢增加以及冲动控制和对攻击性的抑制的快速增加或缓慢减少，这反过来又有助于犯罪和毒品使用的快速减少或缓慢增加。

方法和抽样
为了检验这些假设，Jang博士将潜在增长模型(这使得估计变量随时间变化的比率之间的关系成为可能)应用到“路径到停止”研究的数据中。具体来说，该研究分析了2000年至2010年间对美国两个县(一个在亚利桑那州，另一个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青少年和成人法院系统中1289名被判决的青少年(1121名男性和168名女性)的基线采访和10个后续采访的小组数据。一个年轻人的宗教参与度是根据客观的宗教虔诚度(去教堂、犹太教堂或其他宗教活动的频率)和主观的宗教虔诚度(宗教突出度、经验和效力)来衡量的。犯罪是通过19个项目(11个攻击性项目和8个收入犯罪项目)捕获的，而毒品使用是通过酗酒和使用大麻来测量的。

该研究考察了上述心理社会特征，以深入了解宗教信仰与犯罪和吸毒的关系：道德疏离、法律玩世不恭、冲动控制和抑制攻击。这些特征通过多项目量表（考虑一个或多个属性）进行测量，并在分析中控制时变和时不变协变量。就时变协变量而言，张博士的分析中包括了暴露时间的测量。这一指标衡量了在街上的时间与在安全环境中的时间，无论是在机构、药物治疗方案还是精神病院，这都会影响犯罪和吸毒的可能性。时不变协变量包括性别、种族、年龄、社会阶层和家庭结构。

总样本包括86.6%的男性、21.3%的白人、43.5%的黑人和35.2%的西班牙裔青年。一小部分（15.0%）的研究参与者在基线访谈时与亲生父母住在一起，而父母教育平均高于2年制大学学位或同等学历，但低于4年制大学学位。初次面谈的参与者平均年龄约为16岁，最后一次面谈（#11）是在他们达到（平均）23岁时进行的。

主要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普遍支持这些假设。首先，宗教信仰增长较快的少年犯，其犯罪率、大麻使用率、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暴饮暴食率下降较快或增长较慢。也就是说，那些越来越多地参加宗教活动、认为宗教对他们的生活很重要和有帮助、经历了上帝的关怀和爱以及与上帝有着密切的个人关系的少年犯，与那些没有参加宗教活动的少年犯相比，他们的犯罪/大麻使用可能会缓慢增加，或迅速减少。

在宪法范围内，刑事司法政策需要认真考虑宗教问题。

第二，这种反比关系归因于宗教信仰增加了冲动控制和对侵略的抑制，减少了道德上的脱离和法律上的玩世不恭，从而减少了犯罪和吸毒。换言之，宗教信仰增强的少年犯有可能减缓或停止犯罪和吸毒，因为他们有可能增加对冲动的控制和对侵略的抑制，减少道德上的脱离和法律上的玩世不恭，这往往与减速和停止犯罪和吸毒正相关。

研究还发现，涉及客观宗教信仰(如去教堂)的变化率之间的关系不太可能比涉及主观宗教信仰(如宗教突出性)的变化率大。这一发现与之前的一些研究相矛盾(如Evans等，1995年)。这种不一致可能是由于少年犯的具体情况，他们可能出于工具性或功利目的参加宗教活动(例如，获得信任和/或获取资源和其他人，包括司法当局)。

实际意义:宗教和刑事司法政策
人们发现，宗教通过增强亲社会特征和减少反社会特征，有助于青少年罪犯的积极行为变化。这些发现对于宗教影响内部变化与先前的研究一致表明宗教康复影响罪犯通过帮助他们用一个新的替换他们的犯罪身份(如神的孩子),开发一个意义上生活中的意义和目的,并提高个人的美德。总体调查结果具有实际意义:在宪法范围内的刑事司法政策需要认真考虑宗教问题。

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研究的范围
首先，虽然Jang博士的研究集中在宗教信仰对犯罪和吸毒的影响上，但并没有同时检验相反的影响，尽管宗教信仰和犯罪/吸毒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可信的(例如Johnson等，2001年)。同样，宗教信仰及其心理社会相关关系以及心理社会相关关系与犯罪/吸毒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是双向的。例如，法律犬儒主义可能会减少宗教虔诚，而宗教虔诚则有望减少法律犬儒主义。第二，本研究数据所收集的少年犯样本来自不同州的两个县，并不是随机选择的。因此，目前的研究结果不能一概而论，甚至不能适用于那些县。此外，未来的研究需要通过分析非制度化和制度化的年轻人的数据来复制目前的研究，以确定关系模式是否与本研究的发现一致。第三，本研究没有检验性别或种族/民族的假设，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填补这一空白。最后，除了关键变量外，被试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也被纳入模型，但无法控制其他变量，包括犯罪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