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和经济增长:民主神话

民主经常被认为是理想的政治制度，它将增长和繁荣赋予国家的公民;然而，这种思维模式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争论。虽然许多研究表明民主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也有一些研究发现民主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中性甚至负面影响。德克萨斯州南卫理公会大学的Thomas Osang博士和明尼苏达州贝瑟尔大学的Jeffry Jacob博士开发了一种先进的多变量模型来识别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结果表明，事实上，民主本身的影响相对较小。有趣的是，增长的关键因素被证明是制度、政权稳定、开放、地理和宏观经济政策。

在各种各样的政府体制中，大众的看法和当代的趋势都认为“民主”是“理想”。然而，这种过于简单化的观点掩盖了一种复杂性，它从看似直接的民主定义(如果选举结果不民主，一个国家是否属于民主国家?)延伸到更复杂的考虑，如民主对国家及其公民的影响。

撇开定义的问题不谈，在过去的30年里，尤其是共产主义倒台以来，被归类为民主国家的国家数量稳步增加。1960年，39%的国家被认为是民主国家;到201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61%。然而，民主改善人们的生活，特别是改善人们的物质财富，这种看法虽然有些简单，但却普遍存在，这种看法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许多实证研究发现，在民主的发展影响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就是说，民主使人们能够取代阻碍经济产出的政府，提供预测性和稳定性，并促进收入再分配，这又增加了政治稳定和减少极端贫困。相比之下，其他研究已发现，民主与中性的或糟糕的经济前景因贫穷选举的做法，政治僵局，延误，由于制衡，政治家专注于自己的连任，并且财富再分配通过税收，他们认为降低创造财富的效率。然而，不管增长与民主之间的关系的性质，相关性与因果关系的问题也必须给予停下来想一想。1968年，亨廷顿认为民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可能实际上是切线，并且它的有效性和管理过程（即决策）的稳定性，而不是民主本身，对于经济发展的问题。

1960年，39%的国家被认为是民主国家;到201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61%。

德克萨斯州南卫理公会大学的Thomas Osang博士和明尼苏达州贝瑟尔大学的Jeffry Jacob博士的目标是解开这个谜团，他们的研究兴趣集中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同时进行国际贸易。

奥桑博士和雅各布博士正在利用“民主”国家的空前崛起来检验民主增长理论。也就是说，他们在问这样一个问题:全球民主化是否为民主国家带来了更高的经济增长?为此，他们专注于区分民主指标(反映政府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变量)和公共机构指标(衡量政府有效性的变量)。这些措施是截然不同的。例如，虽然民主国家通常与更高效的公共机构联系在一起，但不稳定的民主国家和低效的官僚机构的例子比比皆是。另一方面，在非民主社会(例如冷战时期的东欧国家)可以找到政治稳定和有效管理。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人员使用了系统GMM估计器，这是一种先进的模型，可以包含多个变量来测试它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民主的典范
系统GMM框架允许基于系统广义矩法对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最先进的估计(即，在模型中，变量不仅可以跨国家观察，而且还可以随时间变化，因变量——这里的经济增长——作为滞后回归器出现)。简而言之,这使得经济增长动力的造型而考虑内生性的偏见(也就是说,在一个或几个自变量与误差项,例如由于民主反馈效应增长措施,公共机构的质量,和经济一体化的措施)。

他们的模型将变量分为民主指标(即政府被民主选举的程度)和公共机构指标(即衡量政府有效性的变量)。正如Jacob and Osang(2018)所述，选择的民主指标包括:(1)制度化的民主水平(即，“存在的制度和程序，通过这些制度和程序，公民可以表达对替代政策和领导人的有效偏好”;“行政当局行使权力存在制度化的约束”;以及“保障所有公民在日常生活和政治参与行为中的公民自由”);(2)政治评分(即“一个国家的民主与独裁评分之和”)。范围从−10到10，得分为正表示民主国家);(3) FH指数，代表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4)统一民主评分，这是对十种不同民主措施的衡量。此外，作者还提出了一个政权不稳定的指标，以“政府关键决策者在任一年中更替的程度”来衡量。

虽然民主国家通常与更高效的公共机构联系在一起，但不稳定的民主国家和低效的官僚机构的例子比比皆是。

对于公共事业单位，模型考虑:(1)契约密集货币，定义为经济中非货币性货币与总货币的比率;(2)否决参与者的数量(即政府内部的制衡程度，这是基于政府决策者的数量及其相互独立的程度);(3)对高管的限制，从“无限权力”到“高管同等或从属”，按7个等级划分。

当然，除了“民主”和“公共机构”之外，该模式还考虑到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根深蒂固的因素，即地理和经济一体化，以及宏观经济政策。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通常控制着它的自然属性(例如，入海口、气候、土壤类型和自然资源)，而这些属性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发展(例如，自然景观和靠近海洋对运输成本产生深远影响)。从“一体化”的角度来看，许多研究表明，开放和国际市场的准入与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联系。最后，研究表明，各种宏观经济政策，如通货膨胀率和相对于一国GDP规模的政府支出水平，可能会阻碍私人投资，增加经营成本，这两者都会使经济效率恶化。

民主≠经济增长:逆风而行
Osang博士雅各博士收集来自1961-1990超过160个国家的数据，以2010年，并把它们输入到模型中。重要的是，该结果表明，民主的各项措施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统计学上显著的影响。然而，衡量机构的质量，政治稳定，开放，距离赤道和宏观经济政策会对增长有统计显著影响变量。对于宏观政策变量，这种影响一般为阴性;例如，通货膨胀和政府开支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虽然这也隐藏了更大的复杂性;例如，某些类型的政府支出做促进经济增长（例如，在基础设施投资）。其中产生积极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也有冲击力的变化。机构的质量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开放贸易和其他制度措施。地理学从赤道相对距离方面起着稍弱，但仍然积极的作用，最重要的。

简而言之，这些结果突出了政治和经济体系之间联系的难以置信的复杂性。虽然政治体制的类型起着很小的作用，但政府在有效的公共机构和政治稳定方面的行为是至关重要的。以英国和它曾经的殖民地新加坡的对比经历为例。英国被认为是民主和民主进程的支柱，但最近围绕2016年脱欧公投的事件暴露了潜在的制度弱点和政治不确定性的上升;在本文撰写之时，英国正经历着严重的经济不确定性，其货币持续贬值，随着公司迁往欧洲大陆，面临大规模失业的威胁。相比之下，新加坡，名义上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几乎没有选举自由，执政党牢牢控制着统治地位，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繁荣;很少有新加坡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总而言之，该研究小组的发现表明，有必要采取一种更为微妙的方法来促进民主作为一种政府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