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背景决定了年龄-犯罪分布
青少年时期是否违反规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与年龄相关的犯罪高峰?如果是这样，这种行为的驱动因素和抑制因素是什么?如果问神经生物学家，他们可能会指出，青少年激素的大量分泌和仍在发育的灰质是冒险行为的驱动因素。精神分析学家可能会谈论个性化和分离的成熟力量，以及青少年建立独特身份的需要。一些犯罪学家可能会说，是的，事实反复证明，年龄和犯罪之间存在强大的相关性，青少年时期的犯罪率最高。
在当代西方社会，如美国和英国，犯罪数据实际上在过去的70年里，显示了一种不变的年龄-犯罪关系，逮捕高峰发生在青少年时期，之后急剧下降。社会科学家看到这些数据，可能会问，这种模式是普遍适用的，还是这种关系在全球不同的社会和历史的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如果是，是什么社会结构影响了青少年的犯罪行为和年龄-犯罪分布的形状?
达雷尔·斯特芬斯迈尔(Darrell Steffensmeier)、卢云梅(Yunmei Lu)和纳崇敏(Chongmin Na)教授着手研究社会文化影响差异巨大的社会和国家是否在年龄-犯罪数据方面表现出不同的模式。这组研究人员从几个有着集体主义等级文化和个人主义平等文化的国家收集数据，并比较了这些社会的年龄-犯罪分布。他们收集的证据使他们能够对年龄和犯罪问题提出更跨国家的非西方视角，并就社会和文化价值观和做法对不同社会内犯罪的影响提出新的理解。
高度自我导向的自主权的概念在美国和西方社会方面的预期比在东亚社会中，我们还可以在与Covid-19的不同方法中看到。
集体主义等级文化中的年龄与犯罪
Steffensmeier教授、Lu教授和Na教授表示，韩国在年龄和犯罪类型方面有丰富的统计信息，包括毒品犯罪、财产犯罪和暴力犯罪。他们分析了来自韩国的数据，发现除了青少年时期的普通盗窃(如入店行窃)激增外，数据中显示出明显的年龄上升趋势，犯罪高峰出现在30多岁(或更大)，而不是在青少年时期。对数据的进一步分析表明，这一趋势并非由于犯罪报告、执法自由裁量权或警务方面的差异。从犯罪学家和警察官员那里收集的定性数据将青少年时期常见的盗窃行为定性为“轻微或轻微的不当行为”，包括网络游戏、赌博和商场里的入店行窃(如衣服、化妆品、香烟、酒精饮料、手机等)。
转向数据显示post-adolescent上升趋势与犯罪上升在20年代和30年代后,研究小组说,证据显示一段的成年人在韩国面对累积经济和社会困境,而这可能会影响这部分人群的犯罪行为。研究人员总结说，具有集体主义等级文化价值观的韩国显示出了明显的年龄犯罪模式，这与美国和英国等国记录的犯罪高峰在青少年时期不同。有趣的是，Steffensmeier教授、Zhong和Lu(2017)从台湾收集和分析的数据显示，在这个中国儒家国家，青少年犯罪率同样较低。台湾也是一个集体主义等级文化。印度也是如此，这个社会有着相互依赖的等级文化价值观和实践，犯罪模式也比美国“更古老、更广泛”
在韩国和台湾，发展目标更加明确，即为未来做准备的优先事项，通过不断努力和获得良好的教育，帮助他们在成年后为自己和家人取得成功。
影响青少年的行为
社会也是动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对韩国和台湾的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进行的采访表明，这些社会的文化和习俗以多种方式保护青年和促进一致性。相比之下，美国年轻人似乎更容易接触到助长越轨行为的机会和信息。通过对比这些国家不同的社会文化结构、习俗和信仰的数据，Steffensmeier教授说，可能有一种方式可以塑造青少年，保护个人不参与犯罪。可用于减少青少年参与犯罪风险的社会做法包括鼓励成人-青年融合和减少世代孤立，例如，通过家庭-青年联合社会活动(例如在周末与亲戚探望)和成人-青年工作交流、社区功能和活动。鼓励符合强调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规范，并明确青少年的发展任务(为成年做准备)，也可能导致亲社会行为。最后，监控和引导可能影响青春期的行为和驱动因素(比如攻击性)是另一种重要的方法，可以减少年轻人在成年后走上任性道路的机会。
未来研究目标与议程
陆教授Steffensmeier和已经制定了一个明确的未来的研究议程重点查找和收集历史和跨国犯罪数据,使他们更好的文档犯罪年龄分布的变化,并确定社会和文化实践和历史时期,这可能解释这种变化。研究人员面临的一些挑战包括获取包含非西方国家详细年龄分布的犯罪数据集。此外，社会和国家是复杂的，在许多方面往往是不同和重叠的- -有时其做法是独特的，同时也日益融合和融合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因此有些表现出更多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结合。Steffensmeier和陆教授,他们的未来的研究的目标是开发和提供更好的理解美国和英国等国的青少年的犯罪,峰值为开发政策和方法,防止年轻人踏上通路与消极的结果,当他们进入青春期。
个人反应
您的起始建议是什么，寻求减少犯罪负担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