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年龄的寿命调整

随着寿命的延长，养老金和老年人护理费用的增加，给公共财政带来了压力。哥本哈根商学院(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经济学教授斯文德•e•胡加德•延森(send E. Hougaard Jensen)讨论了如何根据平均预期寿命的增长来调整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他的研究还强调了将这些模型扩展到包括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中与身体和精神残疾相关的可变性的重要性。

人口老龄化，由于预期寿命的快速增长和出生率的下降，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挑战。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人们的寿命在不断延长，养老金和老年人护理费用的增加给公共财政带来了压力。

据目前估计，65岁老人的预期寿命通常会每十年增加一年。在人口老龄化的时代，进行既能维持退休人口生活水平又能维持工作年龄人口生活水平的退休改革既复杂又具有挑战性。许多国家依靠现收现付(PAYG)的养老金计划，其中工作人口当前的缴款涵盖了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支付。这些系统的可持续性取决于人口结构。当面临人口老龄化时，现收现付制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之一进行调整:提高缴款率，降低受益率或提高退休年龄。

哥本哈根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养老金研究中心(PeRCent)主任斯文德·e·胡加德·延森(send E. Hougaard Jensen)研究人口变化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养老金制度。他解释说，提高缴费率将有效地将收入从工人重新分配给退休人员，而降低养老金福利将产生相反的效果，将收入从退休人员重新分配给工人。第三种选择是提高退休年龄，这将扩大劳动力供应，个人工作时间延长，同时减少退休人数。此外，它将通过增加缴款人与受益人的比率来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现收现付养恤金制度的影响。

据目前估计，65岁老人的预期寿命通常会每十年增加一年。

长寿指数化
自胡加德•延森(Hougaard Jensen)教授发表第一篇有关退休年龄与预期寿命关系的论文以来，已经过去了十年。随着一些国家选择引入指数化计划，以便他们的官方养老金年龄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而增加，当时对退休年龄调整的新研究现在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教授Hougaard詹森继续在这个领域工作,他指出,尽管长寿指数化可以减少公共财政的压力以及劳动力市场,这种方案的支撑,是假设劳动力供给和就业会增加符合预期寿命。

丹麦退休改革
丹麦议会(Folketinget)在2006年进行了福利改革，随后在2011年进行了退休改革。因此，为了延长寿命，决定从2030年开始提高提前退休和高龄年金的法定领取年龄。到2030年，退休年龄将提高到68岁。从2030年开始，退休年龄将与平均寿命(60岁)同步提高。所有改革必须得到议会多数同意，并提前15年通知。预计这项福利协议将减轻公共财政和丹麦劳动力市场的压力。

平均的措施
这些指数化方案是以平均预期寿命和退休年龄为基础的。如上所述，在丹麦，官方领取养老金的年龄随着平均寿命的增长而变化。然而，人们认识到，男性和女性、高学历和低学历劳动者以及高收入和低收入劳动者的预期寿命存在差异。Hougaard Jensen教授警告说，这些平均标准可能掩盖了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的高度差异，并建议在规定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时，要考虑到这种差异。身体和精神残疾以及个人工作能力下降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教育群体中可能存在很大差异。例如，蓝领工人可能更容易出现健康问题，因为他们在很长一段工作时间内从事的是体力繁重的日常工作，而白领工人可能受过较长的教育，工作时间较短，从事的工作对体力要求较低。因此，基于平均水平的养老金年龄统一变化的影响在这些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加剧了老年人之间的不平等。

经验证据
对经合组织数据的分析提供了经验证据，表明自2003年以来，65岁剩余预期寿命和退休年龄的增长几乎是平行的。Hougaard Jensen教授建议，应该谨慎解读这一现象，因为尽管这可能标志着人口的“健康老龄化”，但实际上这可能是由其他原因导致的，比如提前退休立法的变化或商业周期。

这些平均标准可能掩盖了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的高度可变性。

造型代际效应
Hougaard Jensen教授开发了一个连续时间模型来证明无基金养老金计划的代际效应。结果表明，在达到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情况下，预期寿命较低的人群与预期寿命较高的人群在现收现付计划中支付的金额相同，但在领取养老金期间，由于预期寿命较短，领取的金额较少。造型提高退休年龄,以反映更高的寿命预期寿命,揭示了低寿命集团痛苦终生收入进一步下降很少有人活到退休年龄,从而放大了负面影响对于那些短的预期寿命。

该模型的结果强调，人口中预期寿命较低群体和预期寿命较高群体的相对规模决定了这些代际效应的大小。Hougaard詹森教授校准模型输入数据时根据不同的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寿命,结果表明,男性下降了10%养老金的他们收到他们的退休相比,女性参与计划。第二次校准是为了检验不同社会经济群体的影响。根据丹麦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的预期寿命和收入不平等的输入数据显示，蓝领工人在退休期间的养老金福利比共享相同养老金计划的白领工人下降了13.8%。

政策影响
这些发现可以为采用现收现付养老金计划的国家的养老金政策提供信息。胡加德·延森(Hougaard Jensen)教授解释说，学者和蓝领工人等之间的预期寿命差异可能会达到一个关键水平，因此需要有区别的退休年龄。这将涉及扩大将领取养老金年龄与延长寿命联系起来的计划，目前这些计划仅基于平均数字，以纳入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中与身体和精神残疾有关的可变性。他提供了许多可以实现这一点的模型。其中一个建议是允许人们在达到法定领取养老金年龄之前领取养老金，并接受经济状况调查。另一种可能是允许人们在达到法定领取养老金年龄前几年开始领取养老金，而无需进行经济状况调查。Hougaard Jensen教授建议，这种公共养老金应以精算原则为基础，以确保个人在退休期间获得的全部养老金福利不受他们选择退休时间的影响。

胡加德•延森教授认为，在正在经历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如果要使财政政策保持在可持续的轨道上，就有必要引入长寿指数养老金年龄。因此，重要的是，人民和政治上的多数人都要支持这些计划。他解释说，“如果推行这种关键福利改革的合法性和可信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预期寿命较低、(身体和心理)工作能力下降的公民更容易提前退休，那么对改革进行这样的调整可能很值得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