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科学

拉丁美洲新兴的大都市治理形式

随着拉丁美洲的中产阶级在过去几年中大幅扩大,他们对改善生活水平的渴望也随之增强,尤其是在大都市地区。自2007年以来,康斯坦茨大学的Raúl Acosta García博士一直在调查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草根活动家们的努力。在这段时间里,他目睹了一波激进主义浪潮,在这些浪潮中,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人创造性地挑战了地方政府的决策。他将他们的参与称为“有抱负的行动主义”,因为他们主要不是受到意识形态的驱动,而是对更高质量集体生活的渴望。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呈现出过山车式的发展态势,尽管有一定程度的上升趋势。这意味着该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口已成为中产阶级,尽管这往往导致高度的经济脆弱性。随着富裕程度的提高,教育水平提高,休闲旅游也有所增加。这一进程的一个不常被调查的方面是它对政治领域的影响,特别是对非政府组织和参与形式的影响。Acosta García博士的研究项目题为“拉丁美洲城市中的理想行动主义”,旨在研究在社会经济不平等依然严重的背景下,该地区对更好的大都市治理模式的需求日益增长。

2013年11月9日,活动人士在一条繁忙的大道上6公里处涂上了“共享车道”的标志,以使骑行者更安全。©Raúl Acosta García。

期望值提高
拉丁美洲的城市发展迅速。这些城市人口的五分之四居住在城镇或城市中心,其中很大一部分居住在棚户区。基础设施和住房质量的改善虽然缓慢,但已有所稳定。然而,腐败仍然是最难克服的挑战之一,因为它侵蚀了政府服务和监督的质量,而从理论上讲,这应该能确保更高的生活质量,并有助于避免出现问题。在此背景下,Acosta博士García选择关注致力于改善流动性和公共空间政策的活动人士。参与这些问题的个人通过具体的提案、有知识的贡献和在公共领域的创造性表演来争取良好的城市治理。

通过社会人类学的关注,Acosta García博士的研究仔细研究了他所认为的权力观念和实践的文化转变的文化基础。许多拉美国家都经历过不同时期的独裁或半独裁政权统治。这些国家在冷战中发挥了作用,因为它们压制了被美国视为威胁的左翼运动。(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墨西哥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如何被分析为“软独裁”的。)这就意味着,拉丁美洲许多不满的民众要么在彻底绝望和暴力中反抗(例如,在游击战中),要么保持沉默,采取顺从的态度。随着冷战结束,有组织的公民社会理念在全球再度兴起,上世纪90年代见证了公民倡议和期望的激增。与此同时,该地区的经济也在蓬勃发展。

在之前的一个项目中,阿科斯塔·加西亚博士探讨了对话在激进分子渴望改善民主形式中的作用

自行车作为一种象征
阿科斯塔博士García关注的是那些选择自行车作为他们愿望象征的积极分子。由于几乎没有基础设施为用户提供安全保障,它的推广呈现出明显的潜力。一方面,自行车已经被成千上万的穷人和个体零售商使用。另一方面,它也逐渐成为中上层人士探索城市和乡村的时尚工具。这种结合使活动人士能够通过促进所有骑自行车者的安全来解决该地区的一些结构性不平等问题。与此同时,国际机构也在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一些城市也在努力吸引创新企业和有创造力的个人。因此,在瓜达拉哈拉这样的例子中,已经看到了活动人士的影响,形成了可见的变化,如更多的自行车道,更好的公共区域,改善公共交通。

Acosta博士García在瓜达拉哈拉目睹了这一运动,瓜达拉哈拉已经成为拉丁美洲主要的大都市之一。他的几个研究参与者现在为不同的地方政府办公室工作,作为他们以前参与的活动家问题的专家。还有一些人属于跨越整个墨西哥、拉丁美洲乃至更远的网络,通过这些网络,他们可以向其他人学习,并与其他城市的活动人士和政府官员分享他们的经验。对于该地区许多较小的城市来说,与欧洲或美国的成功案例相比,更容易将其与该地区的成功案例联系起来。这被称为南南连接,随着发展最快的大都市都位于全球南部,这一点变得越来越重要。

城市治理
在管理大城市方面存在许多挑战。当人民不习惯拉丁美洲的基本民主做法时,情况尤其如此。阿科斯塔博士García发现了一个关键的变化,那就是城市活动人士想要摆脱这个地区通常遵循的模式,即相信一个人(通常是一个独裁者或大人物)就能完成必要的改变。许多参与活动的人士都是城市规划、环境法或流动性等领域的学者或专家。因此,他们寻求提出适合区域实践的治理模式,但避免不健康的权力集中。

很长一段时间,瓜达拉哈拉的主要基础设施项目都以汽车为中心。在过去的几年里,自行车道变得越来越普遍

通过巧妙地结合技术数据和道德判断,活动家们将他们的斗争定位为政治文化的根本变革。阿科斯塔·加西亚博士的研究最终的目的是要弄清楚情况是否如此,或者主人公最终是否复制了他们所强烈批评的东西。随着这一项目的进展,阿科斯塔·加西亚博士注意到,许多活动家所获得的合法性使他们成为坚强的人。他们在未来几年如何利用这一权力,将决定他们是否陷入循环性的区域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许多运动已成为体制格局的一部分,或者,他们是否设法形成一种替代性的政治文化,其影响超越了大都会治理。

经历改变
阿科斯塔博士García提出的一种解释是,无论活动人士做什么,他们在更广泛人群中的影响力已经被确定为一种积极的赋权形式。由于活动人士主要集中在公共场所(比如街道、公园和人行道上的公共剧院)进行现场表演,这有助于旁观者对其他人如何体验这座城市产生一种同理心。例如,以前对骑自行车的人反应过激的司机,会反思自己在繁忙的道路上是多么脆弱。除此之外,骑自行车的人和行人自己也能够以一种他们之前没有做过的方式识别出他们在日常骑行中有多容易受到伤害。这可能为如何解决长期存在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及其影响提供关键的见解。

在瓜达拉哈拉等一些城市,变化已经很明显。随着自行车基础设施的改善,自行车死亡人数大幅下降。阿科斯塔博士García的项目不仅旨在研究政府实施的物理变化,还旨在研究活动人士所实现的文化调整。未来的目标是为来自其他城市和地区的政府官员和活动人士提供更多的工具,这些工具可能会在都市治理方面发展出良好的实践。这些目标与供资机构对积极影响社会发展的研究越来越感兴趣是一致的。

常见问题

最初是什么吸引你去研究拉丁美洲(瓜达拉哈拉和圣保罗)的励志行动主义?
社会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学科。社会人类学家试图了解人们如何在社会中生活,以及他们如何使生活有意义。我对政治领域的兴趣集中在非政府努力,以解决个人认为政府机构没有充分处理的问题。在研究瓜达拉哈拉的非政府组织(ngo)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合作形式时,我注意到一个双重趋势:拉美地区类似团体之间的互动日益增多,以及该地区日益繁荣所带来的更成熟的期望。为了研究由此产生的现象,我提出了“抱负行动主义”这个术语。

在如此深入研究你的研究对象时,主要的挑战是什么?
为了超越人们所说的,人类学家寻求与我们调查的社区进行社交。在行动主义的研究中,这也意味着参与公共干预和积极分子开展的会议。这产生的主要困难是人们之间的不信任,因为没有人喜欢被观察为一个“实验室老鼠”。这可以通过努力回馈社会来解决。因此,我总是用我的分析来澄清,我想为活动家和政府官员提供反馈,以改善公共决策过程。

你认为主要结论是什么?
在该地区经历了几十年令人窒息的民主化进程之后,拉丁美洲各国经历了一些有趣的进程,在大都会治理方面采取了更加果断的公民主动行动。我预见到,我的结论将指向一种不断变化的政治文化,这种文化源于人们更加认识到向政府官员施压的价值,迫使他们说明自己是否达到了各种目标,并对预期结果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这可能为目前正在发生的更为复杂的政治事态发展提供线索,如各办公室独立候选人的增加,或咨询公司在起草政策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你知道拉丁美洲以外其他类似的公民维权组织有类似的策略吗?他们的努力取得了什么成果?
“抱负行动主义”的概念可以应用于世界各地的类似现象。我的目标是把它发展到能成为研究它们的有用分析工具的程度。为了定位这一概念并探索其相关性,2019年,我将组织一次人类学家国际研讨会,调查世界各地(尤其是全球南部地区)的新兴中产阶级。地缘政治权力模式的转变也可能在削弱某些发展机构的影响力方面发挥作用,因此本土举措可能变得更加重要。

一旦你完成了这项研究的结论,你还有其他想研究的社会人类学领域吗?
政治人类学领域还有很多让我感兴趣的东西,但我也越来越关注与生物社会性和伦理有关的问题。关于第一个领域,人类和其他动物、植物或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但在这里,我也发现政治决策的含义令人着迷,(例如,关于动物权利)。我对伦理学的兴趣与政治领域有很大关系。我打算探讨发生在道德框架截然不同的人们之间的复杂谈判。这种方法也可以在美学、物质性和具体化方面进行。

这篇特写文章是经过特写研究小组的批准而创建的。这是一个协作的生产,由那些支持的特色,以帮助免费,全球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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