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交流:从Covid-19'infodemic'学习
错误信息有什么危害？
在整个网络研讨会中，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讨论了“infodeme”的错误信息。有人认为，映射可能导致大流行期间的可预防死亡 - 并且发现infodem的解决方案可以节省更多的生活，而不是开发对Covid-19的新处理。
世界卫生组织首席科学家Soumya Swaminathan博士解释了她为什么会这样认为:“错误信息会严重和不利地影响公众对治疗和疫苗的接受。准确和可信的沟通是增加公众信任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将增加有效治疗和疫苗的使用。”
“在许多国家，尽管有疫苗，人们还是不愿意接种。通过可信渠道向人们提供准确信息对于提高疫苗的接受度至关重要。”
科学沟通有问题吗？
Devi Sridhar博士是英美公共卫生研究员，在爱丁堡大学拥有全球公共卫生主席。我们询问她是否认为政策制定者是有效地将健康政策的研究传达给公众。
Sridhar博士说:“我认为，鉴于COVID-19政策的快速步伐，他们很难传达决策背后的证据基础。这就是为什么需要独立科学家和政府一起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和原因。”
在网络研讨会期间，斯沃什坦博士简要暗示了“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并不总是成为最好的沟通者”。她继续扩大研究人员和希望传达复杂的科学概念的普遍陷阱和障碍。
“使用人们可以访问的格式传播复杂概念，是人们可以访问的格式，是必须学习的技能;在科学和公共卫生的许多专业人士都没有接受过培训。有可靠和流行的领导者也传达这些信息也很重要。“
“这种流行病将人们暴露给广泛的新概念和不熟悉的科学术语，包括整体信息令人难以置信的信息。建立科学扫盲是一个长期解决方案。我们必须培养年轻科学家如何与公众沟通，并确保它们在科学政策界面处于活动状态和可见。“
研究人员如何更好地让公众参与进来?
在大流行期间，向公共卫生政策制定者传播科学的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我们问德维·斯里达尔博士，她发现哪些策略可以有效地为时间紧迫的政府官员和组织准确而容易地分解复杂的数据和研究时，她的回答很明确:“我认为阅读复杂的科学论文，消化它们，然后试图传达人们容易理解的简单明了的信息。它必须通俗易懂，语言通俗易懂，逻辑严密。”
奥克兰大学(University of Auckland)微生物学家、副教授苏茜·怀尔斯(Siouxsie Wiles)博士采用了一种有趣的方式与漫画家合作。怀尔斯博士将与漫画家托比·莫里斯(Toby Morris)一起向公众分享科学知识的工作描述为“我职业生涯中最不可思议的合作”。
“如果我们真的想让公众参与进来，那么很明显，我们应该与那些擅长与不同观众互动的人合作，比如作家、插画家、艺术家和表演者。这就是我喜欢和托比·莫里斯一起工作的原因。他是一个视觉思考者和沟通者。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向他解释这门科学，他把它变成了像他这样的视觉思考者能理解的东西。”
- Devi Sridhar博士
图片来源:Alan Inglis
“我认为许多研究人员可能低估的是改革性如何变化，我们的研究的结果和影响可以是，当我们与具有较为不同技能和方法的人一起工作时可以是。研究或工作变得超过其部分的总和。“
我们如何屏蔽错误信息？
John Inglis博士联合创立并管理着生命科学研究论文预印本的最大来源bioRxiv和medRxiv, medRxiv是卫生科学预印本服务器，在大流行开始前6个月启动。medRxiv和bioRxiv共发布了超过14,500份与大流行相关的预印本。我们问他bioRxiv和medRxiv是如何应对信息瘟疫的挑战的。
Inglis博士说:“从2020年1月到5月，发布到medRxiv的手稿数量增加了10倍，其中约70%与大流行有关，因此管理这一数量一直具有挑战性。这两个服务器总是对作者提出提交要求。在medRxiv上，这些要求包括研究需要获得伦理批准或豁免，以及临床试验的注册。”
“我们对每一份手稿都有一个多步骤的筛选过程，包括一个经过科学训练的内部团队和我们称之为附属机构的工作科学家的审查。筛查不是同行评审，也不评判所描述工作的质量或重要性:其目的是消除非科学、没有数据的观点或假设，以及可能引起公众恐慌的有关药物或临床程序的声明。”
“大流行促使我们扩大筛选的范围，只要基于患者数据的计算机建模或回顾性分析的阴谋理论和治疗索赔。我们的筛查意味着Medrxiv和Biorxiv于2020年下降了20-40％的提交，因为他们没有达到要求。“
有效沟通在道德上有必要吗?
Siouxsie Wiles博士在网络研讨会上透露，“感受到了沟通的道德义务”。然而，她补充说，“目前研究的传播在学术界不受重视，这在同行评审期刊中的出版物的特权是狭隘的观众可访问的论文。”我们问她为什么认为这是目前的情况。
“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术界的成功，即在高影响力的期刊上发表论文，并获得声望很高的资助。你不能只拥有一个而没有另一个，因为大多数资助机构决定给谁拨款，不仅取决于想法，还取决于申请人的记录——他们的出版物。”
“在我曾经工作过的机构，学者需要发布并获得赠款来获得薪酬和促销活动。因此，即使您的研究不需要资金，人们仍然迫使人们申请。当您了解机构依赖于他们向资助者收取功能的开销时，这是有道理的。“
“所有这些都阻碍了除了写论文之外的交流，因为更广泛的交流需要时间——无论是学习必要的技能还是进行交流。”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很多资深人士告诉我，我在浪费时间与公众沟通，应该专注于写论文和拨款。我想他们可能是好意，只是在照顾我。”
“但我更愿意改变我们的价值和衡量成功的方式。因为最终，依赖如此狭窄的定义对研究和我们的社区都是不利的。”
您可以观看完整的“ECHO COVID - 19全球对话”网络研讨会，并在这里听取所有研究人员的更多信息: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mWDr4L6F-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