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女士们》:美国革命时代的性别与喜剧

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妇女以及非洲人和印第安人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通过其他交流场所坦率地作出贡献。一个这样的场所是戏剧文学流派，女性在戏剧中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德国萨尔斯堡大学美国研究教授、德裔美国人拉尔夫·普尔(Ralph J. Poole)在他目前的研究项目中，试图从性别的角度对18世纪北美戏剧写作的历史进行新颖的重建。

当美国宣布其独立于英国殖民统治时，美国宪法于1776年制定。在理论上，在理论上，为所有美国公民提供自由和幸福，宪法从包括妇女以及非洲和美洲原住民练习核心美国权利。因此，妇女被排除在积极参与政治事务之外。然而，这种限制并没有阻止他们通过其他形式的沟通方式贡献，其中一个是戏剧性的文学类型。除了少数被选中的女性剧作家外，这些女性剧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遗忘，从文化记忆和学术历史中被抹去。Poole的目前的研究旨在记住这些被遗忘的妇女以及他们的男性同行，他有助于大大了解戏剧文化气候，通过在革命时代戏剧和剧院的历史账户​​中重新安装它们。该项目是从成年角度来看，18世纪北美戏剧性历史的第一次重建之一。

该项目由三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侧重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三个部分是殖民革命前的时期重点是男性的同性恋社会关系用喜剧来处理这些关系(时期案例研究1)，1775-1783年的革命时期重点是梅茜·奥蒂斯·沃伦和她的同时代人(时期案例研究2)，在他们的工作中，Poole和他的研究团队特别关注各种喜剧类型，基于喜剧而不是悲剧的假设，这标志着通过戏剧作品，尤其是在女性剧作家的背景下，过滤出来的最佳和最具成效的政治话语平台。有趣的是，似乎女性作家比男性作家更倾向于使用漫画类型来获得公众影响力，否则法律和习俗是禁止的。因此，正是通过喜剧，女性提高了她们的声音，表达了她们的政治观点，帮助塑造了新的共和国，并寻求被铭记。

革命前的闹剧与同族的社会欲望(时期个案研究1)

尽管对戏剧施加了大量的限制，部分是通过法律和审查制度的使用，但在美国革命之前的时期，戏剧活动显著增加。当时的大多数戏剧都是政治讽刺，通常以滑稽对话的形式，既支持又反对阻碍美国独立。戏剧因此成为公众评论，在政治内容和美学努力方面变得更加大胆和坚持。这些戏剧是由大臣和政治家共同创作的，尽管它们在政治和文化上具有重要意义，但迄今为止在很大程度上被学术界所忽视。这包括对这些戏剧是否由女性创作以及对同性恋和同性欲望的表达缺乏兴趣。这里的研究试图检查制度化的同性恋，特别是在教育和宗教机构，和喜剧写作之间的联系。尽管“同性恋”一词直到19世纪才出现，但学者们发现，在这一时期之前，男性与男性之间的关系是高度灵活的。因此，这个案例研究强调了同性恋社会通过政治闹剧对话的表现和表现对于国家建设和美国民族身份的发展的重要性。

除了少数被选中的女性剧作家外，这些女性剧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遗忘，从文化记忆和学术历史中被抹去。

《记住女士们》:在革命中寻找爱国的公众声音(时期案例研究2)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1775-1783)的研究尤其困难，因为在这一时期，剧院正式关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戏剧作品或戏剧文学。尽管美国人被禁止制作戏剧，英国军队还是喜欢娱乐，经常上演他们自己的作品。这里面全是英国的戏剧，而且都涉及到当前的政治事件。因此，戏剧表演在当时是君主主义者和爱国者之间辩论的中心，尤其是在纽约和波士顿的共和党区，而且明显政治化了。

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包括爱国美国人写的，有时出版的戏剧这些戏剧不一定是上演的，但在朋友间传播和讨论。当时一个特别重要的女性声音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梅茜·奥蒂斯·沃伦(Mercy Otis Warren)，她的戏剧包含了对当前事件的直接回应，因此主要攻击了在位的马萨诸塞州政府。她的作品包括悲剧和讽刺，并建立了一个新的质量水平，有助于为后来的作家设立标准。沃伦的讽刺作品极大地扩大了英雄形象的范围。从性别上看，她戏剧中的次要女性角色对男性英雄作为战场上的战士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沃伦的作品促成了英雄主义观念的转变，这种观念反映了所有美国爱国者的地位，并形成了一种民主男子气概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仍在美国的舞台上存在。

喜剧既提供了个人行为的模式，又提供了国家身份的定义，在他们看来，这两者都具有显著的性别特征。

革命后的喜剧与女性剧作家的崛起(时期案例研究3)
战争和巴黎条约之后的几年见证了戏剧文学的显著衰落。经济萧条，虽然在政治，宗教和文化方面都很重要，但仍然是这一时期研究中讨论最少的事件。在1781年到1789年之间，新共和国经历了第一次大萧条，最初是由于缺乏货币，后来是由于货币贬值。即使是北美第一个完全专业的剧团——美国剧团——从加勒比海流亡回来之后的回归，也没有鼓励人们在娱乐上花钱。然而，这一回归标志着美国戏剧职业化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在战争期间，美国戏剧职业化已完全停滞，但在18世纪90年代再次站稳脚跟后，这种职业化又无法停止。战后一代剧作家承认剧院在表达国家记忆方面的有效性。在革命后的时代，参与戏剧活动不仅在剧院，而且在游行、节日和街头表演中都很受欢迎。当时戏剧高度即兴的本质反映了18世纪晚期美国政治世界的即兴本质。这意味着戏剧的许多方面都具有象征意义，观众感到观众和政治批准机构的成员是平等的。

在本世纪末，北美的剧作家们正在为他们的戏剧建立新的剧院。虽然立法机关或宗教领袖并不特别鼓励这种发展，但戏剧娱乐面临的障碍较少。普尔的研究强调，它是喜剧，以其不同的形式，既反映和促进了这种文化转变。喜剧传达了新共和国的新现实。喜剧既提供了个人行为的模式，又提供了国家身份的定义，在他们看来，这两者都具有显著的性别特征。这一时期有两位特别重要的女性剧作家，分别是朱迪思·萨金特·默里和苏珊娜·哈斯韦尔·罗森。然而，其他大部分被遗忘的女性作家，如玛丽·卡尔和莎拉·波格森，也在当时的戏剧文学创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结论
除了梅茜·奥蒂斯·沃伦(Mercy Otis Warren)、朱迪思·萨金特·默里(Judith Sargent Murray)和苏珊娜·哈斯韦尔·罗森(Susanna Haswell Rowson)， 18世纪的许多女性剧作家在文化记忆和学术历史上基本上都被遗忘了。然而，对这些女性和她们的男性同行的研究，为了解当时的美国戏剧文化气候提供了重要的见解。本研究以美国戏剧在国家最重要的巩固时期的出现为重点，试图发掘真正的美国文学声音的形成，这种声音是通过与欧洲文学的差异，以及通过戏剧喜剧塑造民族性格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