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1849年的Hikayat Abdullah，马来世界的伦理政治经济学教训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的庄志强(Alan Chong)博士研究了原住民的社会和经济观点，探讨了殖民经历和良好治理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积极和消极影响。早在欧洲国家殖民进入亚洲之前，全球化就已经在丝绸之路上发生了。早在公元前200年，陆上丝绸之路通过印度次大陆、波斯和现在的乌克兰连接中国和西欧，而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的一个港口到现在的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斯里兰卡、波斯和阿拉伯湾。经过短暂的陆路穿越，继续向地中海进发，最后到达加的斯。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给沿线地区带来了经济优势，同时也传播了思想和信仰，印度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随商品一起传播的。Chong强调了19世纪穆斯林商人Munshi Abdullah在自传Hikayat Abdullah中给出的一个历史教训，即为全球化人民创造最大利益的将是“公正的法律和秩序管理，仁慈的独裁统治，以及在财富和礼貌之间适当地优先考虑。”今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推进“新丝绸之路”愿景，投资1万亿美元发展中亚和印度洋的交通基础设施，即“一带一路”倡议。
Munshi Abdullah是谁?
Abdullah老师的故事，可以作为东南亚经济发展的另一种道德视角。阿卜杜拉(Munshi Abdullah)出生在一个与早期国际经济密切相关的家庭，很像今天的中产阶级喷气式飞机专业人士和全球游牧民，他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民族主义范式中，而是生活在一个主要寻求创造财富的全球范式中。
他的曾祖父是一名来自也门的阿拉伯宗教教师，后来生活在印度东部古老的卡林加邦。他的四个儿子中，有三个去了爪哇岛，而他的祖父去了马六甲，也就是现在的马来西亚。他的父亲在那里长大，利用家族的贸易关系到内地做生意，他对伊斯兰教和《古兰经》的了解使他成为一名宗教教师，并传播其信仰。由于他的语言能力，他成功地成为一名地区调解员，包括荷兰人，并在远至爪哇的港口经营业务。
丝绸之路带来了经济优势，但也传播了思想和信仰，印度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随着贸易商品而传播。
因此，像他的父亲一样，Munshi Abdullah拥有贸易、语言和宗教知识，这使他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能够看到大局。虽然出生在马来社会，但他不是一个传统的马来人，他仍然是一个“全球游牧民”，这给了他一个局外人的视角。但作为一名穆斯林，他同时也是一名道德家，从道德的角度来研究什么样的社会经济体系会对大多数人有益。在他的著作中，他看到了大英帝国的到来带来的积极影响，他希望大英帝国的理性和开明的思想可能能够重振当时被视为停滞不前的马来社会，尽管他也并非对英国的弱点视而不见。
法律和秩序
穆什·阿卜杜拉的大部分作品都集中在良好的治理和统治者的道德领导上。他相信，管理良好、照顾其居民(或“利益相关者”)的定居点，将在公正的法律和秩序、贸易、财务可靠性、正直、热情好客和盈利的声誉下蓬勃发展。他举了英国人在新加坡的例子，更具体地说，是托马斯·斯坦福德·莱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的得力助手法夸尔上校(Colonel Farquhar)在新加坡殖民地建立的年代。
法夸尔的天性就是对他人的错误保持耐心和宽容;他对富人和穷人一视同仁，从不把一个人看得比另一个人重要。如果一个无论多么贫穷和卑微的人来向他抱怨，他会迅速地倾听他，给他建议和指导，直到他的心得到了休息，使他满怀感激地回家。每当他坐着马车或骑马旅行时，富人、穷人和孩子们都会向他致意，他也会立即回敬他。他对安拉的所有仆人都很慷慨。”
他将其与苏丹•侯赛因•沙阿(Sultan Hussain Shah)的行为进行了比较，英国人从沙阿那里“支付”了新加坡建立的土地。他和他的首相每月都有津贴，这使他沉迷于财富和暴饮暴食的乐趣，对他的臣民的财政和社会福利变得漠不关心。苏丹堕落成一个道德败坏的人，今天会被认为是一个暴力的性犯罪者，他是如此的自我中心，以至于他把他后代的遗产卖给了英国人。他接着说，英国人后来鼓励人们在马六甲新殖民地周围种植水稻，这使得许多普通人通过努力工作，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这使得贸易繁荣并发展了该地区。
慈善的独裁统治
对喀拉贾安封建制度下苏丹的统治形式也进行了批判。他描述了苏丹的支持者和新加坡“当地”人口之间爆发的战斗，新加坡是由许多不同的亚洲民族组成的。他暗示说，马来王公已经堕落为纯粹的强盗，只有英国人的行动才能保护后者不受前者的伤害;“如果他们不是都害怕法夸尔上校，他们就会每天不停地自相残杀。”
英国的政治制度也受到了赞扬。马来的克拉贾安制度将所有权力集中在拥有合适的宏伟和华丽宫廷的王公手中，这意味着如果王公治理不当，那么人民将不可避免地遭受痛苦。在远离现代民主制度的同时，英国使用了更务实的kapitan治理形式，这可能是从马六甲的荷兰人那里借来的，尽管是新柏拉图式的独裁，但也给予了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欧亚共同体一定的自治权。
Hikayat Abdullah被用作亚洲文化和经济正在经历变化的快照，这些社会的领导人在财务和精神上都需要做出选择。
它利用文化特有的羞耻感，友好地解决争端，而不通过成文法律的规则诉诸仲裁，在它到达英国之前，有好几层指定的社区一级司法机构。一个社区的总督任命的kapitan会自己任命村长，所以大多数日常问题可以很容易地在这两方面解决。
财富和礼貌
Hikayat Abdullah的最后一点是关于物质获取和良好行为之间的恰当关系。他对新加坡的繁荣提出了批评，其中之一是财富的负面影响，人们的价值更多地与他们的物质财富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他们的教育或道德。或者更隐晦地说，“蚱蜢变成了老鹰，床虱变成了乌龟，蚯蚓变成了蛇。”
阿卜杜拉再次以英国为例，说明如何在金融事务中平衡追求启蒙思想。他讲述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杰出代表斯坦福德·莱佛士爵士是如何向苏丹提出，要把他和他宫廷的孩子送到印度接受“英式”教育，以便他们掌权后能成为更好的统治者，并鼓励更多的马来人进入贸易领域，成为新经济的一部分。然而，苏丹拒绝了，理由是各种后勤和情感障碍。阿卜杜拉将此作为土著文化不愿适应周围不断变化的世界的证据，不愿改革他们的社会，不仅为了增加财富，而且为了道德上更好。
一些认为这显示了一个几乎盲目崇拜英国文明的优越性的阿卜杜拉,但庄断言这是更有可能的是,他认为亚洲文化的传播将不可避免地必须适应西方宪法和科学改革,这当然是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他认为，当他断言欧洲人已经掌握了技术，无论他们是否做好准备，变革都会到来时，与他交谈的马来人、中国人和印度人不会意识到他的观点的预见性。
结论
在这篇文章中，Hikayat Abdullah被用作亚洲文化和经济的快照，它正在经历变化，这些社会的领导人在财务和精神上都有选择。正如Chong所说，阿卜杜拉审视了“亚洲社会的现代化，面对通过技术和科学革命改善人民生活的‘进步’文明。”虽然阿卜杜拉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可以辩称，殖民主义的到来为传统社会提供了掌握即将到来的变化背后的原则的机会。
个人反应
Hikayat Abdullah对英国的批评是什么?